吴国桢眼中的周恩来与蒋介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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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国桢
作者：裴斐
来源：作者著《从上海市长到“台湾省主席”——吴国桢口述回忆》
吴国桢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，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、外交部政务次长、汉口市长、重庆市长、上海市长，１９４９年后还当过“台湾省主席”。１９４９年１月毛泽东宣布通缉的１５名主要战犯中他名列第１０。
在南开中学，吴国桢曾经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，从政后他做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，他与蒋介石和周恩来有过不一般的交往，由他口述的这些经历内容独特，鲜为人知。
蒋介石
吴：在孙博士死后，蒋介石掌握了权力，他口头上对孙博士的理想说得很动听，但从未全心全意地将其付诸实践。国家统一了，但军政与训政继续着，从未认真努力地将政府带入最后阶段，即宪政阶段。于是他巩固自己的地位，并多多少少成为一个独裁者，甚至早在１９３８年就已如此。
按照国民党党章，党的（全国）代表大会应当每３年召开一次，以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委会。自从１９２５年以后，差不多有１３年没有开过国民党代表大会了，于是在１９３８年终于召开了一次，差不多所有的党代表都是蒋介石的人，他们开会并选蒋为国民党总裁。
总裁的意思直译就是“一个人决定一切”。
他不仅不必遵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，还可否决其决议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所以他拥有一个独裁者的绝对权力。
问：蒋使自己成为最高领袖、独裁者，或者其他你想叫的称呼，正是在他的统治下，出现了一些恶劣的行径，这是真的吗？现在我们想弄清楚的是，你是否认为蒋介石自己也腐败？
答：不，我不认为他腐败。他有许多好品质，但却有一种支配他全部性格的品质，那就是他的保权欲。
在我成为中央宣传部长以后，我和他很接近，我想除了大概４、５个人以外，我比其他人更接近他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我向他提出过两个建议：其一是他应当出国走一走，到美国去并周游世界，看看民主究竟是怎么运作的。他说：“嗯，我不能这样做，因为有共产党问题。”我说：“由马歇尔主持的谈判正在进行，让其他人代你进行谈判，同时你可以出国，你将会作为英雄受到接待，回来时再重开谈判，无论如何，即使你出国，所有重大问题仍会向你请示。”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。后来另一次，我们一起乘他的车，我告诉他说，按我的看法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是乔治·华盛顿（Ｇｅｏｒｇ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）。他转向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在美国革命战争之后，华盛顿本可使自己成为终身总统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甚至还可成为国王。但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后，不仅拒绝再次竞选，甚至发表告别演说，建议不准有人连任三届总统，这样就奠定了美国民主的基础。而且我说：“我真诚地希望阁下应成为中国的乔治·华盛顿。”
他没有回答。
这方面关于他有一件趣事。早年当他在国民党内为最高权力而奋斗时，他有两个对手，一个是胡汉民，另一个是汪精卫。那时人们常常评论三人间的差异，他们说：“当你同汪精卫谈话时，汪会滔滔不绝，你简直没机会说话；同胡汉民谈话时，他谈你也谈；同蒋介石谈话时，只是你谈，他一句也不谈。”
我以前曾是蒋的私人秘书，但只做了３天，就受不了，离开了。
我成了一部机器。那是早在１９３２年，他要我当他的私人秘书，当然，我接受了。除我之外，在他家里另外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私人副官，另一个是为他解密码的私人报务员。我问两位同事，上午我应多早到办公室（我指他的家，他在南京时都在那里工作）。我的工作是替他写私人信件，并陪同等候会见他的客人。此外，有时候当他会见重要客人，他要我参加，旁听他们的对话，而后作出笔记，所以我想我应尽早到办公室。两位同事告诉我，蒋很早就接见客人。于是第二天早上６点我就到那里，可是蒋已接见了几位客人。然后我得筹备午餐。蒋不同我们共餐，他午餐后要小睡一会儿，我想这时我可以休息休息了。有一部电话从他的卧室通到我的办公桌上，他可以随时叫我。晚上当所有客人走后，他有更多的工作要做，这是他的一个优点。他会找些教授来，给他讲感兴趣的问题，我也参加听课。第一个晚上他找了个经济学教授，给他讲现代经济理论，但那人的经济知识还不如我多。３天之后我真的感到厌倦，幸好他让我走了。
问：知道他的人都说，不管他的思想如何嗜权、狭隘，但他个人的廉洁是无可指责的，我想你是赞同的，对吗？
答：对又不对。说对，是因为我从不知道他有过个人腐败之事。说不对，因为处于他的地位，没有任何必要这么做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只要给银行写张条子说：“给我３００万美元”，钱就来了。
问：我总有这样的印象，即他从不贪财，他需要权力，他干事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个人致富，对吗？这种说法公正吗？
答：公正。但拥有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数量的财富，为什么还要去贪财呢？
问：吴博士，战后年代的灾难，那是领导的失败，对吗？
答：或者更确切地说，是缺乏一个开明的领导。
一个真正伟大的人，他会倾听各种意见，特别是那些他不大愿意听的意见。但蒋形成了一个习惯，那时他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。正由于这点，没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议，周围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，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，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取悦于蒋的东西。
自从大陆丢失后，我对此想了很多，在关键时期，中国的领导权仅仅由一个人也就是蒋介石把持着，他惟一的弱点就是嗜权，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。因此，他一方面采取措施，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，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。可能有种意见认为，他本人从不腐败，但在中国人中几乎公开认为，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，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，那么对他就更加惟命是从了。
有两本书蒋介石很爱读，一本是《孙子兵法》，另一本是《战国策》。后者叙述了中国大约从公元前６００—前２００年间，名为战国时期的统治者们采用的各种政治手腕和计谋，其名言之一是：一个统治者有必要做些恶事，但应当让别人来承担责任。我想蒋对此印象很深，而且为了对自己有利，多次运用过。
问：很有意思，这是他真实的方面吗？
答：是的。有一次，我将一套非常古旧的《孙子兵法》送给他作为生日礼物，他特别喜欢。但《孙子兵法》只讲军事谋略，不讲政治手腕，于是他问我能否替他弄一套类似的《战国策》，但我弄不到。他告诉我说，从《战国策》中有许多东西可学。
问：你说的这些，正好印证了他的为人和政治活动间的一致性，对吗？
答：对。他是一个精明的人。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，我说：“尽管我佩服你的精明，尊敬你的智慧，阁下惟一的弱点就是自私。”
问：这自然不会得到回答吧？
答：自然不会。
问：你认为他有个非常好的头脑？
答：非常精明，别被他愚弄了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认为他是无知的。
问：可不可以说，他的问题一部分在于对中国的优秀文献读得不多，对外国的重要文献则根本不读？你认为这是否是他的弱点？
答：我不认为是这样。他的弱点在于，他的思想受其喜欢的那两本书的影响太深。他自称是孔夫子的学生，常引用孔夫子的话，但我认为他的思想并未受到孔子的影响。他说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对此我十分怀疑，至少我知道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天，他策划了对我的谋杀，或者同意别人这么做。
问：你对此能肯定吗？
答：发生了谋害我的事件后，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查清他是否知道此事，或者他是否表示过同意。我用三种方法来查，而这三种方法都使我确信他事先知道。对此，我至今仍然感到悲哀。
外国记者镜头下的周恩来
问：吴博士，我知道你年轻时是周恩来的朋友，实际上我想你和他一度很亲密，请谈谈你对他性格和人品的印象。
答：我们两人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１７年间都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求学，周恩来比我大５岁，高我一班。但从一开始，即我们都还是孩子时，就互相敬慕。那时还有一个姓李的，经常同我们在一起，有些学生常常叫我们是“三剑客”。周那时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。
问：我打断一下，据我所知，他出身于一个相当富裕、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，确实吗？
答：这很奇怪，我在中国和这里都读过这样的描述。如果有什么人了解他的早期生活，我想我是有资格的，但这方面的真实情况我并不知道。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中来，暑假时也是如此。他只请我到他家中去过一次，他那时同伯父住在一起。他从未谈过他的家庭，他伯父似乎比较富裕，也从未给我谈过任何有关他父母的事。后来在重庆，当他担任中共代表时，我们突然在报上看到他父亲去世的消息，你知道中国的习惯是要登个讣告，他登了。但据我所知，他从未向任何人谈过他的父亲。我想这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，但我不能断定。
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，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。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，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，由于声音太尖，所以只取得了第５名。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，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，名称很有趣，叫敬业乐群会。他很喜欢我，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，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，并选我为部长。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，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，也很重视我的日记，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。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，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。他长得很清秀，声音又尖，如果我们演戏，他总是扮演女主角。他要我也参加剧社，但我是个笨演员，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，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，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。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，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，而且是面向公众的。他演戏如此出色，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。但就思想而言，他是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，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，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，我敢用生命打赌说他不会。
１９１７年我离开南开去了北京清华学校，我想他是由于家庭状况，所以上高等学校有困难。他到清华来看过我两次，但那时南开也已发展成为大学，他留在了那里。后来，我们当然都知道，在称为“五四”的运动中，他策动了一次罢课，那是１９１９年的事，为此他被监禁了几天。就是在那时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 47 34003 47 16186 0 0 6894 0 0:00:04 0:00:02 0:00:02 6893邓颖超，邓现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
问：吴博士，你在清华时，只见过他两次吗？
答：是的。
问：五四运动后，你知道他怎么样了？
答：在我１９２１年动身来美国的两年前，我收到他一封信，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。那时中国正在组织所谓的勤工俭学小组，他参加了那个组，并在１９１９年或１９２０年去了法国。此后我就完全不知道他的踪影了。
问：你没收到过他的信？
答：我们都把对方的地址弄丢了。当我１９２６年回到中国时，我听说他已回到中国，并在黄埔军校任政治军官。我还听说他已成为共产党员，我并不确信。当我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到汉口，参加国民党的北伐时，得到了证实。有人说他也在汉口，我设法找他，但没有找到。然后我在１９２７年到了上海，同郭泰祺先生一起工作。有一天，我在无轨电车上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和鬓角的人，从脸的其余部分我能认出这是我的老朋友周恩来。我过去同他讲话，他说他不认识我，我说：“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我不是周恩来。”
当然，他以后做了些什么事只有历史知道。我们再次相见是１９３７年下半年在汉口。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再度合作，共产党的军队作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，周是该军与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员。我那时是汉口市长，当我下班回家时，我妻子突然告诉我说，周恩来来过了，并留下一张名片。当然，我立即去了他的总部，于是有了我们第一次的团聚，彼此间很有礼貌。我再次问他，在上海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，他予以否认，但这时他的胡鬓没有了。于是我举行晚宴招待他。至于怎样招待我这位老友，妻子和我考虑了很长时间。我们认为他是共产党员，因此不会出席一个真正的宴会，于是我们为他办了三等晚宴，只请了少数几位南开的朋友。他来的时候非常高兴，老朋友都在，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，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得还礼，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，可否借你的家，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，由我订菜。”到了那天，我们吃到了汉口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，他自己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，我们喝了又喝，大家都有点醉了。有个伙伴冒昧地问他：“你的薪金是多少？”他说：“５块钱”。“就这些？”大家吃惊地叫道，他说就这些。于是有人问：“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？”他说：“由我的党来付。”于是有人问：“那你的皮衣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也是党提供的。”又有人问：“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们知道，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我们共享一切，我什么也不占有，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。”客人们一个个走了，只剩下他和我们夫妇俩。他问我：“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？”我说满意。他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，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？”我说：“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。”他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于是他告辞了。
我们的关系一直是真诚而友好的。汉口失守前，我们又多次见面。事实上当朱德将军到汉口时，周还将他带来看我，他采取的方式很有趣。那时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已将妻子和儿女都送到昆明去了。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我要在你家里，请自己和另一位客人与你共进午餐。”他们来后，他没向我介绍他的同伴，他说：“你知道这人是谁？”幸好有人告诉过我朱德正在市内，于是我说当然是朱德将军。我们共进午餐，席间我们谈了一些事，也谈到中国的算命术。我们没有讨论国家政治事务，我也回避这类话题，我要将友谊置于私人基础上，不愿超越其外。
１０月下旬当汉口行将落入日本人之手时，一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你的厨师还在吗？”我说还在。他说：“我的已走了，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，我设法弄些酒来。”吃饭时，他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一起喝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，蒋介石委员长已经走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你到哪里去？”我说去宜昌。“坐车吗？”他问。我说：“是的，坐车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同你一起走吗？”为此我想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客气地告诉他，也许时间会很紧迫，我没法同他联系，我们各自安排自己的计划最安全。他离开了，半夜又打电话给我。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，他说：“你现在走吗？”我说：“我还要等一会儿。”他说：“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，我们一起离开？”我说：“我还是原来的想法。”他明白我的暗示，再也没同我联系。如果周曾有过要将我招为共产党人的想法，就是在此时打消的。于是我们再次分手，最后都到了重庆。
在重庆，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，还是国民党政府政治部的副部长，我是重庆市市长。上班时间，他打电话到我家里，同我妻子讲话，询问我是否在家，此时我当然不在家。几分钟后，他到我家拜访我妻子，表示他仍然视我为私人朋友，但他并不真想见我。我也回了礼，我打电话给他办公室，发现他不在，我去那里留下了名片。从那以后，每逢中国节日，他会给我家留名片，我也给他的住地留名片，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，我们再也没有见面。
后来的事情涉及到帕特里克·赫尔利（Patrick Hurley）大使、毛泽东和周本人。正如拙稿《夜来临》（The Night Cometh）中写的，那时我同老朋友周恩来争论了一番。第二天，周同他一起任代表的同事王若飞，参加了与政府代表张群、王世杰和邵力子的会谈，这些代表们开了一段时间的会，讨论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间的分歧。会后，张群将军按规定将会议记录传给当中央宣传部长的我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你看看里面的内容。”整个会议记录，除了周恩来和王若飞对我最为尖锐的攻击外，别无所有。
两周之后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要请我们夫妇吃饭。为了昔日交情，我们去了。除了我们夫妇外，还有另一对国民党的夫妇，是南开中学出身的张平群先生和他妻子，张后来是驻纽约的总领事，其余的都是正好在重庆的共产党员，有王若飞、董必武（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）和叶剑英（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）。周彬彬有礼，宴会完全是为了招待我，我们没谈论什么事，只是聊天。张夫人的妹妹已是共产党员，不久前刚从延安回到重庆，她在父亲家里闭门不出，不愿谈任何经历。有几个月时间，她家一直不让她单独行事。有一天当只有她一人时，突然又失踪了。此后不久，家里收到她从延安的来信，说她在那里。于是长时间以来，张夫人一直在找周恩来，问她妹妹的消息，周只是回答说她很好。宴会结束时，周戏剧般地站起来对张夫人说：“我给你带来一位客人。”他走到门边，将门敞开，张夫人的妹妹就站在那里。大家请她进来，同我们一起用餐，我们围着一张圆桌坐着，周在张夫人旁为她摆了把椅子。我们可以看出，那女孩几乎要哭了。但整个晚上她谈话不多，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问她，她都会瞧瞧周，寻求提示。这就是我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宴会。
问：吴博士，当１９４６年你是上海市长时，他经常从南京来，那时你见过他吗？
答：不仅那时见过，就在我由中央宣传部长调到上海之前，在南京也见过。我到南京不久，他就拜访过我。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，对用武力占领长春，他提出了强烈抗议。当然，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，会谈一点也不和睦。然后在上海，他和妻子拜访了我们夫妇，我们４个人举行了一次茶会，但谈得不多。
问：１９４６年１１、１２月，你已经是市长，对吗？
答：对
问：在国共正式破裂之后，我知道他在上海，直到１９４７年初，据报道说他要在上海隐藏下来？
答：情况不是这样。他曾到我办公室来，抱怨说他总是被跟踪，我告诉他，那是为了保护他。
问：你知道他何时离开上海的？
答：我现在无法告诉你日期，我想是在马歇尔走后，我记不清日期了。
问：吴博士，他在那里的最后几周，据说实际上是躲藏着，确实吗？
答：不确实。他被跟踪是确实的。
问：他能公开见人吗？
答：我们从不干扰他见人，但我想他也许是有意放风，制造轰动。
问：我的确知道他从上海打电话到南京，那时我在南京，他说他不敢公开露面，也不敢回到南京。
答：现在我想起来了，外国报刊有过那样的报导，实际上我们一直知道他的所在，从未干涉过他的活动。
问：那么，吴博士，我想你再也没见过他？
答：是的，再也没有见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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